“为什么义和治难共存呢？这两个应该是没有什么必然联系的吧？”

朱由孝疑惑的问到。

“有义难存治，有治难存义。”

塔奇米看了一眼街道又回答道。

“义，是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些群体施加的。

殿下，您会为了商人的利益而压制工人，同时打压宗室与朝廷对商业的干涉吗？”

塔奇米问到。

“不会。”

朱由孝思考了片刻后摇头道。

“那你会亲近宗室纵容他们圈地，因此而无视朝堂上的弹劾，无视低下百姓的哭诉吗？”

塔奇米又问到。

“不会。”

朱由孝继续摇头道。

“那就是治，治者，以国事为重，以国体平稳为本。

不管是士农工商还是宗室外人，在行治道的君主眼里都是一样的东西，都只是国家的一部分，没有谁轻谁重这一说的组成罢了。

若是商业可以救国，那就扶持商业，增大商业的地位。

若是府政需要推行新法，那就无视任何级阶的阻拦，强硬的推行下去。

农民影响国家发展那就镇压农民，工人的诉求会影响商业的稳健那就镇压工人。

这就是治，也就是国本主义，不偏向任何级阶的国家主义者。”

塔奇米解释道。

“啊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”

朱由孝恍然大悟的说道。

“那义，是不是就是指截然相反的？”

朱由孝继续问到。

“差不多，有的人主张全力亲近商人，把商人当做国家的主体，最高尚的职业。

那资产家就必然要主导这个国家，必然就要压制其他级阶，干涉上流社会与官僚们，把手伸到政z里与政体融为一体，无法割舍。

也有的人主张扶持工农，把工农当做国家的主人，全心全意的为工农服务，将压在工农身上的山峰推走，以工农为主体建立国家和执掌政权。

当然，也有人主张单一民族的伟大，因此压制国内的其他民族，妄图建立一种单民族社会，单一民族国家。

这些都是义的表现，与国家主义不同的，另外一种特别的形态。”

塔奇米解释道。

“那塔奇米先生您是认可那一派的呢？”